李庚南：从消费者焦虑看金融“黑灰产”治理路径
2026-11-14 · 鸿川证券
近期，国家网信办会同金融监管总局持续加强网上金融类信息管理，集中处置了一批发布、传播“恶意逃废债”“不正当反催收”“代理理赔”“征信修复”等金融“黑灰产”信息的账号。这无疑将对“黑灰产”形成强大心理震慑，也让老百姓拍手称快，——毕竟，被点名处置的“正校长”“退保吴老师”“自强进哥老向” 等很多都是我们眼熟能详、让不少人蒙受其害的网络“头像”。但是，“冰冻三尺
近期，国家网信办会同金融监管总局持续加强网上金融类信息管理，集中处置了一批发布、传播“恶意逃废债”“不正当反催收”“代理理赔”“征信修复”等金融“黑灰产”信息的账号。这无疑将对“黑灰产”形成强大心理震慑，也让老百姓拍手称快，——毕竟，被点名处置的“正校长”“退保吴老师”“自强进哥老向” 等很多都是我们眼熟能详、让不少人蒙受其害的网络“头像”。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对“黑灰产”的治理，显然不能仅靠运动式的清洗，而需从根子上入手，彻底铲除其所依附的土壤。但账号并非“黑灰产”的土壤，只是其营业“窗口”。“黑灰产”真正赖以生存的土壤恰恰源于金融服务本身的短板、漏洞和堵点，及由此萌生的是消费者焦虑。恰是消费者焦虑客观上为“黑灰产”提供承接其“产业”的需求端。因此，从消除金融消费者焦虑入手，或是根植“黑灰产”的有效路径，也是对“黑灰产”的釜底抽薪。
金融“黑灰产”滋生的深刻根源是什么
所谓金融“黑灰产”是金融领域中黑色产业与灰色产业的合称，泛指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为目的，实施金融诈骗、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等行为的产业化活动。 “黑灰产”是寄生在金融体系的毒瘤。它并非简单的个体欺诈行为，而是一条利用信息差、技术漏洞和消费者焦虑来牟利的产业化链条。
“黑灰产”的基本链条是：披着 “法务咨询” “合法维权”的外衣，利用消费者维权或避损的急迫心理与焦虑，以及 消费者对规则、信息不了解的不对称性 ， 以“征信洗白”“债务优化”“全额退保”等为饵， 牟取不当利益， 骗取高额手续费，甚至截留个人信息将消费者包装成“职业背债人”。“黑灰产”具有 组织化、产业化、隐蔽化特征，常见形式包括非法贷款中介、代理退保、不正当反催收、征信修复陷阱、职业背债人骗局等，其背后的 伪造流水骗贷、信用卡恶意套现等行为直接危害了正常的金融秩序。
金融“黑灰产”滋生的根源，在于暴利驱动下的技术异化，与现有治理体系之间形成的博弈。首先是暴利与低成本产生的强烈内在驱动。“黑灰产”在伪造假证明、制造假流水等环节投入极低，但回报惊人，特别是其隐蔽性强，往往处于监管的空白或交叉地带，且线上操作难以取证，违规成本较低，因此吸引了大量投机者。其次是现代信息技术为“黑灰产”提供了支撑。AI伪造、虚拟设备等技术被低成本滥用，让黑产从“专业作案”转向“平民化、低门槛”扩散，造假效率大幅提升。第三，也是更为关键的，现实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与监管模糊地带，为“黑灰产”提供了生存环境与牟利空间。由于金融机构间数据壁垒未通，存在信息不对称，“黑灰产”可在多平台间流窜，加之部分机构营销行为欠规范，给非法中介打着“维权”旗号行骗提供了的空间；同时针对“代理维权”等灰色行为，法律定性尚存模糊地带，增加了打击难度。
实际上，金融“黑灰产”的出现由来已久。它伴随互联网发展已演化多年，如今已形成分工明确、链条化的产业生态。尽管监管部门联手开展过一轮又一轮对“黑灰产”的集群式打击，但“黑灰产”却依旧在监管的夹缝里像“小强”一般不断繁衍生长。
金融“黑灰产”何以铲而不绝、屡禁不止表面看，至少有三方面因素：一是“黑灰产”的产业化与隐蔽化。“黑灰产”已形成“引流—伪造—投诉—分成”的完整闭环，且利用短视频、直播跨地域引流，隐蔽性极强。二是规模庞大，再生力强。数据显示其市场规模已超2800亿元，涉及人员近800万。巨大的利益盘根错节，打掉一个团伙，其掌握的“话术”和“客户数据”很容易被复制再生。三是治理存在滞后与壁垒。面对AI驱动的新型黑产，传统的风控与监管手段往往存在时差，跨部门协同的常态化机制仍在完善中。
更深层原因在于，金融“黑灰产”作为一种现实存在的“产业”，有其赖以存在的产业输出端或需求端，这就是金融消费者焦虑。所谓消费者焦虑，指消费者在消费或金融决策情境中，面对潜在损失、威胁或不确定性时产生的恐惧、忧虑与不安的心理反应，具体表现为对债务失控、征信受损、被催收施压等后果的持续性担忧。当消费者感到对财务状况失去控制时，焦虑感会显著加剧，并可能驱使其寻求非理性的“捷径”。如，一些消费者在债务压力下，产生了减免费用、删除逾期记录的迫切需求，但对正规金融规则缺乏了解，容易被“快速审批”“债务减免”的话术迷惑。某种程度上，消费者焦虑成了“黑灰产”赖以生存的土壤。
在金融领域，消费者焦虑产生的原因，除了其本身金融素养欠缺、对相关金融规则与政策不了解外，更多地缘于金融服务体系在信息透明度、适当性管理、营销行为规范及技术权力边界方面存在的系统性短板、漏洞和堵点，包括金融服务质量（态度、方式等），使消费者在交易中处于结构性弱势。面对显性的或潜在的损失、威胁、不确定性甚至是一些道听途说的“坏”消息所产生的恐惧、忧虑、不安、无助等心理反应。比较典型的有：
一是成本焦虑：实际融资成本远超预期。常见情形是消费者被“日息万三”“低至X折”等宣传吸引借款，还款时才发现利息之外还捆绑了会员费、担保费、服务费、保险费等，综合成本可能翻倍甚至触碰高利贷红线。映射的服务问题是，金融机构利用信息不对称，在费率披露上故意“弱化”或“隐藏”关键成本，将核心费用置于协议角落。本质上是信息披露机制的形式化与欺诈性设计，剥夺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与公平交易权。
二是债务焦虑：从债务追索异化为精神压迫。消费者因短期资金周转困难逾期后，常遭遇高频电话轰炸、言语辱骂，甚至催收方在能联系到本人的情况下，仍向通讯录亲友、同事群发欠款信息或冒充公检法施压。这种“软暴力”不仅侵扰生活，更直接威胁消费者的名誉与隐私。映射的服务问题是：贷后管理环节外包失控与合规底线失守。部分机构将催收外包后便放弃管理责任，考核机制唯回款率论，导致催收行为突破法律与伦理边界，将消费者的暂时性财务困难放大为持久的精神焦虑。
三是责任焦虑：风险等级与承受能力的错配。在理财与保险领域，常见情形是老年消费者被客户经理诱导，通过“线下营销推介、线上完成交易”的方式规避“双录”监管，买入远超其风险承受能力的基金产品，亏损后才发现维权困难；或是在银行网点被销售人员混淆概念，将保险当作“高息理财”买入，退保时面临高额损失。映射的服务问题是：适当性管理义务虚置。金融机构为追求中间业务收入，纵容甚至鼓励销售人员规避风险测评与录音录像流程。在责任方面，片面强调“买者自负”，将“卖者尽责”异化为“卖者逐利”，使保护消费者的制度设计沦为纸面合规。
四是信息焦虑：被动接受数字化服务中的强制性条款。在数字金融场景下，消费者常面临隐性强制：例如基金公司利用App技术优势，在消费者认购产品后，将接受仲裁条款设置为查阅存量信息的登录前置条件，不同意则无法使用服务；或是频繁收到无法一键退订的营销信息，退订流程被刻意复杂化。映射的服务问题：技术权力缺乏制衡。金融机构利用其对平台和系统的控制权，单方面变更争议解决方式或持续侵扰消费者，将技术便利转化为对消费者程序性权利的剥夺，使个体在面对机构系统时产生深切的无力感。
五是维权焦虑：面临投诉无门与被“踢皮球”困惑。当消费者因上述问题受损寻求解决时，常遭遇机构之间相互推诿、“踢皮球”，或面对智能客服循环、人工坐席难寻的困境。维权成本（时间、金钱、精力）远超争议金额本身，迫使多数消费者放弃主张。映射的服务问题：纠纷解决机制的成本转嫁。金融服务体系缺乏高效、低成本的一站式投诉与调解通道，机构将内部纠错成本外部化，由消费者承担维权负担，使焦虑从交易环节延伸至救济环节。
综上，这些焦虑情形共同指向一个核心矛盾：金融服务供给方在追求规模与利润时，将信息优势、技术优势与制度优势转化为对消费者的支配力，而非服务力。当信息披露流于形式、适当性管理让位于销售、催收手段脱离于法治、技术壁垒凌驾于选择权之上时，消费者的恐惧与不安便是对这种结构性失衡的条件反射。
金融“黑灰产”是怎样利用消费者焦虑牟利的
消费者焦虑是“黑灰产”得以滋生的核心土壤。但黑灰产并非创造焦虑，而是精准识别并放大消费者在债务或金融困境中已有的恐惧与无助感，将其转化为牟利工具。这种关联的本质是：焦虑制造了需求，黑灰产则提供看似能缓解焦虑、实则加剧困境的“毒药”。其实质是，消费者面临的经济压力与其金融素养之间的落差被非法利用。可见，金融黑灰产与消费者焦虑之间，是一种寄生与利用的关系，而非简单的因果关系。
首先，“黑灰产”通过搜素消费者焦虑信号筛选锁定“营销”目标。黑灰产通过在社交平台投放“债务优化”“征信修复”内容，瞄准那些因负债而焦虑的人群。当消费者频繁搜索“还不上怎么办”“如何协商”等问题时，其焦虑状态已被大数据捕捉，随后便会接到精准的营销电话或私信。一些黑灰产团伙专门利用负债群体的焦虑心理，散播虚假信息诱导其购买“代理维权”服务。
然后，黑灰产通过操纵焦虑来维持对消费者的控制。“黑灰产”通过散播虚假信息吸引消费者上钩后，便会刻意切断消费者与金融机构的正常沟通，灌输“正常协商没用”“只有闹才能解决问题”等错误认知。这些话术的本质是阻止焦虑缓解：如果消费者发现正规渠道其实可以沟通，中介就失去了存在价值。因此，黑灰产必须持续放大消费者对金融机构的不信任和对后果的恐惧，才能找到其牟利的口子。在焦虑中，消费者容易接受“先交服务费、承诺全额减免”的条件，却忽略了隐性代价：高额费用本身加重了经济负担，伪造材料可能带来法律风险，个人信息被转卖后还会遭遇二次收割，往往因此陷入更深的困境。
但必须分清的是，消费者焦虑是客观存在的金融困境心理反应，本身并非过错， 消费者焦虑并非黑灰产的“同谋”。在“黑灰产”这一产业链条中，消费者焦虑只是被不法分子滥用而已。 黑灰产的恶在于系统性地识别、放大并消费这种焦虑，将本可通过正规协商或专业咨询缓解的问题，转化为一场对焦虑者的二次掠夺。 “黑灰产”之所以“野火烧不尽”，根本问题是金融服务体系层面出了问题，催生了金融消费者焦虑。消除消费者顾虑是铲除黑灰产的根本路径。
如何消除消费者焦虑，实现对“黑灰产”的釜底抽薪
一是让成本“看得清”，消除消费者对隐性负债的恐惧。消费者焦虑常源于“算不清账”。部分机构利用信息差拆分息费，导致借款人难以判断真实负担，这种不确定性正是黑灰产宣扬“债务优化”的切入点。值得欣慰的是，8月起施行的《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将为消费者提供“护身符”：无论是线下签约还是线上消费分期，均需在支付页面显著展示真实利率与违约成本，从源头压缩利用“低日息”话术进行误导的空间。机构必须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将利息、服务费、担保费等统一折算为年化成本，并禁止表外收费。
二是让纾困“有门路”，用制度化协商替代黑灰产。为打破“黑灰产”横亘于消费者与银行之间的人为的沟通屏障，需引导金融机构把“协商”变成标准化、可触及的选项，做好前端分类纾困、后端规范催收，让处于困境的消费者不必求助于非法中介。针对“失能不失信”的客户，在逾期初期银行应主动与客户协商，提供调整还款计划、展期或宽限期等方案，避免纠纷升级。逾期后，应明确催收红线，规范外部催收机构行为，减少因暴力催收将消费者推向“反催收”黑产的反向推力。
三是让适当性“真落地”，从源头减少过度负债。许多焦虑源于最初不顾自身偿还能力盲目借贷。作为供给端的银行，要按照《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等监管要求，不得进行诱导式、误导式营销和过渡授信，切实按照适当性要求落实“卖者尽责”。在事前环节合理评估客户财务状况与风险承受能力，销售匹配的产品，而非单纯追求放贷规模。
四是让维权“低成本”，阻断黑灰产的“代理”空间。当消费者遭遇纠纷时，如果维权成本过高，很容易转向承诺“包赢”的黑中介。因此，金融供给端应完善纠纷处置机制，提供更便捷的救济渠道。要探索推广多元化解机制，利用调解组织或司法确认等方式，降低消费者的时间与金钱成本，让正规渠道比找黑灰产更高效、更可靠。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从金融供给端提出的消除消费者焦虑、根植金融“黑灰产”的路径主要针对的是合法的金融机构。实际上，金融领域消费者焦虑更多来自于一些非法存在的机构。这就涉及一个更艰巨的任务：如何真正按照“凡是金融活动均需持牌、纳入监管”导向，将贷款中介等非法机构纳入监管，前提是行为监管体系的健全与完善。
(本文作者介绍：先后供职于工商银行、人民银行，现为银行监管部门人士，长期负责小企业金融服务推进工作，潜心研究小企业金融服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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